编者按
本文基于作者在2019年度中国基金会发展论坛上的发言修改而来。与公益行业习惯于在工作层面、组织视角讨论行业面临的问题不同，作者以国家社会转型作为讨论背景，并从社会科学的一般原理，提出公益行业“低水平发展陷阱”的原因源于落后的制度和道德的双重束缚，评论“社会企业”运动的无效性和可能的问题，提出了“科学公益”的理念和思路。
前几天我在微信朋友圈吐了个槽，谈了一下我对于公益行业一些比较有争议的话题的理解和想法，主要的观点包括： 1、公益不是一种主观道德，而是一种客观结果
2、非盈利不是一种经营原则，而是一种组织属性
3、第三部门、社会组织、NGO不是一种意识形态，而是一种社会分工
4、慈善不是一种公共伦理，而是一种个人价值
5、社会工作不是一种生活方式或者道德标榜，而是一种职业选择
消息发出了之后，不少圈内圈外的朋友留言讨论，其中匡冀南同志的说法是：“这五条十年前就该是（公益行业的）通识了。”该怎么说呢……匡同志作为深圳国际公益学院教授、安利基金会的前秘书长，无疑是这个行业的精英翘楚。但跳出小圈子，我们看看公益行业的基本面，仍然有大量的从业者，包括部分有钱的、有权的、有影响力的大佬们，对相关议题仍然秉持着一些天真的、过时的、以及泛意识形态的立场和认知。如果说对这些议题的观点不同，只是会在我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中，带来一些认知上的混乱、或者人与人之间不大不小的摩擦的话；那么，另外一些具体的做法，可能已经对整个公益行业造成了事实上的伤害——比如现在正推得如火如荼的“社会企业”运动。不科学的社会实验，带给公益事业的坑
我理解大佬们推出社会企业这个东西，确实是想解决当前公益行业面临着的一些真实的问题，比如：１．社会组织的工作能力和有效性不足的问题；２．公益行业从业者待遇不高的问题；３．第三部门过于依赖政府，自身独立性、主体性不足的问题。等等等等，但是，“社会企业”这个东西，真的能解决这些问题吗？不好意思，我认为悬。至少前面两个目标（社会组织有效性的问题、公益从业者待遇的问题），目前看不到实质性的进展；而第三点（第三部门独立性的问题），可能带来的会是长期的、负面的效果。首先，成都正在推动的“社会企业认证”的实践，成功让我们看到了，社会组织原来还有机会从三等公民，变成四等公民、甚至五等公民。因为工商系统对企业的社企认证，在给被认证的企业政策优待的同时，社会组织因为法人身份和政府管理机制的问题，享受不到相应的待遇，间接的进一步被边缘化。同时，在社企合作与社资合作部分，大佬们的逻辑框架里，更是存在着一个致命的理论陷阱——大佬们似乎并没有认识到：经济系统中生产和分配是一个整体性的事件，就“公益”这个议题（和价值追求）而言，它们是不能分开谈的。
如果只谈公益事业的效率问题、而不谈分配问题，事实上等于默认接受现有的经济秩序和市场规则——而这种秩序和规则，恰恰是很多社会问题的形成基础，也正是“公益事业”和“社会组织”需要去解决的问题和改变的事情。虽然这是宏观经济学的逻辑，但在社企合作与社资合作的微观经济层面，社会组织在这一新的“公益产业链”里，很容易面临类似的问题。不完备的理论假设，以及缺乏制度设计、战略规划和基础设施的“社企运动”，客观上导致的结果是：
1、很多社会组织在与企业和资本合作过程中，沦为了廉价的劳动力 2、部分公益机构成为了不专业的资助方的不成熟的公益理念的试验品 3、还有少数情况下，公益项目本身可能只是资方商业项目的一个马甲必须声明一下：我一点也不怀疑，绝大多数的企业和企业家，包括在座的各位基金会的同志们，是真心想做公益，是想为人民群众的福祉、国家社会的进步、以及公益行业的发展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的。
但是你们真的认为你们为公益事业出了钱，又或者进入这个行业成了一个全职的“公益人”，你们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一个“好人”了吗？这年头，这么复杂的社会，做个好人哪有那么容易……如果没有合适的制度安排、利益保障和价值观引导，大概率我们都只会成为一个身在公益领域里的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而已……又或者，变成两种尴尬的存在：1.天真的有钱人；2.邪恶的甲方。如果我们不想出现这种情况，而是想要科学地做公益、科学地做好人，我们必须正视自己的在专业上的不足，和认知上的局限。加强学习，提高认识；解放思想，转变观念。认真地提升一下自己，包括完善你的知识储备和结构，升级你的认识论框架，系统性、战略性的理解和思考你所关注的社会议题。比如前面提到的，公益行业面临的那些诸如：能力不足、待遇不高、主体性不强的问题，看似很具体的问题，事实上都是宏观国家社会转型和微观社会需求，在中观层面的呈现出来的现象而已。想要找到问题的症结并解决它，我们不能就现象谈现象，我们必须得有一些抽象思维的能力和系统性思考的能力。过时的制度与观念对公益事业的遏制与围剿
前面提到的公益行业“低水平发展陷阱”的问题，事实上源自于：在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后，中国成为了一个全能型国家和总体性社会，国家通过“单位制”将所有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都统了起来，这样的国家治理形态下，是不存在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的。而在1978年改革开放时，国家将市场和社会释放了出来，单位制解体，而附着于单位制的公共服务在转型过程中，出现了结构性的缺失。各类公益事业和社会组织的发展，回应的就是这种现实的、结构性的社会需求，并在中微观层面呈现为各种各样的社会议题和公益事业。但是，这一过程中，滞后的制度性的安排，以及过时的道德观念（源自于与改开同步进行的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的转型），对公益领域形成了双重的束缚。主要体现在：对于公益事业和社会组织，在制度和观念两个方向上对其经济要素和市场机制的双重抑制。我们必须认识到：作为社会组织或者第三部门，它产出的结果可能是公益的，它的初心可能是慈善和利他的，它的社会身份可能是非政府的，但是它同时仍然是一个市场主体，它的生存和发展必须尊重基本的经济规律。比如：
公益组织的从业者也是需要工资用来吃饭、租房、养孩子的，也是有对美好生活的期待的；社会组织的生产经营管理也是有成本的，它的收入必须高于支出才能存续下去的；优质的公益产品和公益组织，也是需要通过市场机制，才能有效地形成和筛选出来的，而这一过程也是有研发成本和交易成本的……但我们目前看到的情况是：政府受制于旧的政策法规以及体制机制，客观上对公益行业进行着制度性的遏制；而公众和业界的一些人（包括一些大佬），则选择性地忽视了大分工的现代社会中，社会组织的经济学属性，用着农业时代的伦理价值，从另一个维度对公益行业进行着观念围剿。人都是观念和制度的奴隶，并被自己的立场和局限所奴役。政府可以说这样的管理是依法办事，对公共资金负责；社会可以说这样的立场是为了公共道德，推动人心向善。但客观结果呢？知识更新，认知升级，系统思维、战略公益
微观层面的社会服务，宏观层面的国家社会转型，建构出了中观层面的公益事业和社会组织。中观层面的问题往往是现象的，而现象在没有充分地进行逻辑展开的情况下，是无法正确理解和解决的。这需要基于对现实问题进行具体分析，在去意识形态干扰的情况下，在原理层面寻找真正的系统性、结构性的解决方案。
回到社会企业的议题。前面提到的公益行业“低水平发展陷阱”的几个具体问题，解决方案根本就不是在中观层面弄出个叫做“社会企业”的新东西，而是需要国家和社会正视公益事业和社会组织的主体性地位和需求，尊重它们的客观发展规律和需求，为公益事业和社会组织进行制度和观念上的松绑，尤其是把被长期抑制的经济要素和市场机制还给公益领域。让它们能像一个正常领域、正常组织一样正常发展。
在此基础上，我们才有条件去讨论：对于这个社会面临着的各种社会问题和社会需求，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公益产品和社会服务才能有效满足；我们应该建立一种什么样的商业模式（如果你觉得别扭，也可以说是“营收模式”），才能确保这种公益事业在财务逻辑上是合理的；我们需要什么样的人才队伍、组织架构和治理模式，才能让这个公益事业在组织上是有效并可持续的——以及，这个行业或者这个领域，到底进一步再需要建立什么样的基础设施和道德伦理，才能具有观念（或意识形态）上的正当性。
这一过程中，我们不但要推动国家政策的完善和改进。更重要的是，我们还需要对这个行业最重要和最根本的基础设施，也就是在座的各位你们自己，做一下升级，包括：知识更新，认知升级，系统思维、战略公益。
如果做不到这些，后面的事情真的很难……
包括你们想要达成的社会使命、想要解决的社会问题，也包括你们具体负责的相关工作，以及未来的职业发展……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砥砺前行
吐了这么长时间的槽，最后我想表达的是：扯了这么些有的没的，我们的目标并不只是为了吐槽。扯淡是容易的，报怨也是容易的，指出别人的问题也是容易的，假装自己高端大气上档次也是容易的。真正不容易，也是最需要和最值得我们去做的，是提出问题后如何去解决。才是我们要一起去面对和实现的。最后，真心地希望，大家能够一起：加强学习，提高认识；解放思想，转变观念。勇于在实践中锻炼自己，提升自己，改变自己。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砥砺前行。科学地做公益，科学地做好人，科学地做大佬。为广大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和公平正义，全面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高国家治理能力，完善国家治理体系；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共同奋斗。张利
业擎社创中心
2019.11.28
作者简介：
张利是业擎社创中心研究员、管理合伙人，上海壹号社会创新社群共同发起人，上海青年公益人才学院合作发展总监。曾任中国青年创业探索项目执行总干事，上海市社会建设青年人才协会副秘书长，中国上市公司环境社会责任调查项目上海办公室主任，北京大学社会责任研究所研究员等职。
张利长期从事社会治理、企业公益与CSR、社会创新与创业等方向的研究和实践，致力于通过推动社会创新领域的教育、研究和思想交流，促进社会创新领域的生态体系建设与人才队伍建设